暴露了电商行业的软肋——贝博体育假货,鉴于姚某售假的行为对淘宝网的商誉造成了损害

电子商务法给电商平台增设了打假的义务,远离假货、规范发展的电商平台才可能行稳致远。

日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例淘宝网诉商家售假案,判令被告姚某赔偿淘宝网12万元。
奉贤区人民法院和阿里巴巴集团方面掌握的信息均显示,这是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起诉售假网店案。业内认为,该案的判决将对此类违法行为形成震慑,在动员社会共治、维护公平竞争、改善消费环境上起到积极作用;并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强化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售假的违法成本。
“淘宝”获赔12万元 含2万元合理支出
2015年起,姚某在淘宝网上销售掺假的“Royalcanin猫粮”。2016年5月,淘宝发现这一情况后,在该店铺匿名买了一袋99元的猫粮。经猫粮品牌方鉴定,确认为掺假的品牌猫粮。
随后,淘宝网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5万元。这一赔偿金额由淘宝网计算得出。据淘宝网介绍,是以被告会员人数乘以网络平台每位活跃用户的年度贡献为184元(依据阿里巴巴集团2017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数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姚某以掺假的方式持续在淘宝网上出售假货,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与商品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对淘宝网的商誉造成了损害,故被告应予以赔偿。
关于赔偿金额,法院认为,淘宝网提供的计算损失的方式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且姚某无法预见到上述损失,故不予采信。鉴于姚某售假的行为对淘宝网的商誉造成了损害,法院综合考虑姚某经营时间、商品价格和利润等因素,判令姚某赔偿淘宝网12万元,其中,10万元是赔偿淘宝网损失,2万元是赔偿淘宝网合理支出。
庭审时,淘宝网还主张被告在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法院认为,淘宝网以服务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双方合同并未约定造成的商誉损害需要承担在媒体上发表声明以消除影响的责任,这一请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接受法院判决,不进行上诉。
“第一案”释放了哪些信号?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12万元赔偿确实微不足道,但其背后所指向的标本价值依然重大,这意味着向社会释放了信号:商家造假不仅会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给平台商誉等带来重大损失,需要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
——为何被告赔偿2万元的合理支出?
法院表示,对于合理费用2万元的损失,鉴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已约定律师费等间接损失由违约方承担,法院依法综合考虑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原告代理律师的工作量以及案件的标的等因素,参照律师收费标准予以支持。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该判决在现有法律框架已来之不易,法院支持电商平台成为积极打假的主体。“让我们看到售假违法成本更高,也表明不要让打假者成为经济上的受害者。”
——网店售假,平台有没有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高艳东认为,平台是否担责须区分看待。“如电商平台网站及时删除商品等链接履行义务,可以免责;但如果一款爱马仕围巾在网上卖几元钱,明显是售假行为,平台没有尽到应有义务仍需承担责任。”
——电商平台成“打假积极分子”?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保昌说,作为电商平台,淘宝网拿起法律武器“打假”,既是对自身的保护,也有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近年来,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刷单等违法人员的力度加大,表明电商平台正成为积极的“打假”主体,且“司法化”趋势明显。
“打假应成为全社会共治的一项行动”
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互联网网购的投诉五分之一是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问题可能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一个比较长期困扰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从跑马圈地粗放型经营发展到向精细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并在推动着社会的诚信建设,但打击假货仍任重道远。”高艳东说。
邱宝昌认为,从“刷单入刑第一案”到“全国首例电商平台反诉商家售假胜诉案”,依法治理电商乱象正在形成良好态势。“司法打击是需要的,能起到震慑效果,但一个案子是不够的,要持续深入推进。”
当前,“打假”的执法力度仍有待加强。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0余例,且被判缓刑46名,缓刑比率达82%。
“打假应成为全社会共治的一项行动。”高艳东建议,可以考虑对假货产品造成的损害建立高额性的惩罚赔偿制度,形成“一次售假、经营难继”的震慑效果。法律之外,政府要建立一个信用机制,让“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同时让消费者有动力打假,释放民间动力,打假需要立法、司法、执法、企业、公众的全方位参与。

在网购维权领域,有一个跟“打假”有关的职业群体一直饱受争议——职业打假人。他们擅长打维权官司,先“买假”,再向商家索赔。随着网购渠道在商品零售市场中越来越重要,职业打假人的打假阵地也逐渐从商场、超市、药店等实体店转移到购物网站上。

“这种现象从根本上反映了法律对社会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现象规制的滞后性。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全解决的,也不要过度寄托在单个平台治理上。”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贾路路表示,售假利润大、售假成本低、监管难度大、消费者知假买假、维权成本高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电商平台假货泛滥。

经警方全力侦查,同年7月16日,海外逃亡48天的“猫娘”夫妇最终回国自首,后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8月中旬,警方在阿里打假特战队的协助下,抓获为“猫娘”供应假货的上线并捣毁整条制售假产业链。

打假需要人人参与

2016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各地工商部门2015年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情况分析,在服务类投诉中,网购排名第一。从投诉问题看,网络购物商品质量和虚假宣传等问题比较突出。

今年6月,有电商投诉平台发布了“6·18”期间投诉数据。在今年6月18日,投诉到平台的涉假问题共计156件,含虚假宣传、虚假承诺、假冒伪劣产品等,涉及相关平台或卖家的诚信问题。其中,消费者明确指控买到假货的投诉共计52件。

2018年5月底,有60多万微博粉丝的网红大V“猫娘”通过社交媒体饥饿营销,在淘宝店售卖假GM眼镜,因辱骂粉丝被意外连环举报售假后,淘宝平台经过调查发现其确有售假现象,于是对“美pi猫娘”淘宝店铺予以关店处罚。几乎一夜之间,“猫娘”夫妻毁掉电脑硬盘、监控视频、售假证据,并携上千万巨款逃往海外。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等已开始意识到了打假的重要性。2017年7月,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网诉平台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网商誉造成损害,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12万元。这起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起诉售假网店的案件。

“到法院来诉讼的原告绝大多数是职业维权人。”朝阳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赵鑫对此深有体会,“现在的诉讼越来越精准、专业”,他们喜欢盯着普通消费者往往注意不到的问题,比如配料含量标注是否属实、进口产品有没有标注中文标签、食品里有没有非法添加、有没有标注不适宜人群等等,“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年他们的打假确实倒逼商家在改进。”赵鑫明显感觉到,近些年商家们在商品标注上越来越规范。在进口商品时,他们也更加注意核查相关手续是否齐备。但出于顺利获赔的目的,职业维权人更偏爱正规企业,反而对于更易滋生“山寨”货的小作坊关注较少。

假货不是电商原罪

“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在最近三年的全国两会上,“假货”问题一再受到关注,而“社会共治”似乎是未来打假的出路。“当电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平台对于商家的选择会越来越严格,对于售假的打击力度也会加大。这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是电商发展的趋势。”业内人士评价说。

很多人对电商骂声一片,认为他们都有“假货”这个通病。但事实上,互联网升级了消费模式、影响并改变了消费行为,使假货很容易被曝光。从打假本质来说,假货流通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简言之,并不是某个电商企业消失了,假货就会消失。相反,因为电商平台天然的开放性,一旦造假商户在此处被驱逐,还有可能换个马甲继续行销假货。

现状

电商打假,怎么打?

贝博体育,2017年8月18日,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成立,这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的一大制度创新。遵循着“网上案件网上审”的原则,网购消费者权益纠纷成为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主要纠纷类型之一。2018年9月9日,备受关注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9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

电商平台发展迅速

业内人士评价说,此案不仅从司法审判层面对互联网新型业态法律关系予以明确和规范,而且判处网店卖家对电商平台进行经济赔偿,直接提高了网店卖家售假的违法成本,对于今后电商平台打击网店售假行为也有着积极意义。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让消费者在购物时享受到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却需承担遇到假货的风险,假货的泛滥已成为电商平台亟待解决的一大烦恼。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网购狂欢正在进行。记者注意到,电商平台上许多店家打出“正品”旗号吸引消费者,然而也正是这句“正品”,暴露了电商行业的软肋——假货。

假货并非是电商平台的原罪。贾路路认为:“假货并不是电商平台直接出售的,电商平台其实是假货的受害者,平台内经营者售假的行为违背与平台的关于保护知识产品、保证产品质量的约定,损害了平台的商誉。”

案例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利用新技术、新模式等方式打假。”贾路路认为,电子商务平台站在假货治理的第一线,是假货问题的受害者,其有动力也有权利进行打假。

原标题:网络打假 多管齐下组队“找茬”

山寨货乘机搭便车

“猫娘”案被称为中国打假跨国追逃第一案,获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18质量之光十大年度质量事件。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曾指出,假货问题是社会顽疾,单靠其中某一方力量是无法根治的,还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这起典型案例,恰恰验证了“打假共治系统”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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